你好，抑郁

1自杀

西谚说：自杀也是防御，而且是一种终极防御。对于抑郁症患者中的自杀者，这是他们的最终的反抗，他们用这个行为，向疾病，向黑暗，向阴郁宣告：「你们，我的敌人，再也不能伤害我了。」

作为最摧残和消耗人类的疾病之一，专业书籍中那些有关症状的机械的描述——「一种精神疾患」、「食欲睡眠紊乱」、「丧失兴趣」、「持续的心境低落」，并不能悉数传达它的可怕之处。

「不可能开心起来了，完全感知不到世间的任何美好和乐趣，很恐怖，四面都是黑暗，哪怕你开着灯，」作家李西闽说，他是一位重度抑郁症患者，两年前服下整瓶安眠药自杀后获救，「委屈、愤怒、绝望、不解的情绪找不到出口，泪水又流不出来，门一推，就跳下去了。」

弗尼吉亚?伍尔夫跳下去了，这位意识流小说的代表人物，常年被抑郁症所困扰。在抗抑郁药还没有面世的年，伍尔夫在口袋中塞满石子，投入了寓所附近的欧塞河中。

在留给丈夫的遗书中，她描述了面对这种疾病的无力，「我们无法再一次经历那种可怕的时刻，我不会痊愈了。我开始幻听，心神无法集中。你已给予我最大可能的幸福，我相信，在这种可怕的疾病来临之前，没有哪两个人能像我们这样幸福。我再也无力和它战斗了……」

自杀，是抑郁症最为可怕的症状，无论对个人、家人或是社会。

「在我15年的心理健康和危机干预的经历中，没有一个自杀者的家人不崩溃，没有一个自杀幸存者不后悔，」北京大学临床心理学博士徐凯文说。

自杀率高，恰恰又是抑郁症的特点。自杀意念是各个不同的国家和组织拟订的抑郁症诊断手册中的主要症状之一。根据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精神病学家亚伦?贝克的研究，25%的轻度抑郁症病人产生过自杀的念头，在重度抑郁症患者中，这个比例高达75％。

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的报告显示，中国每年有28.7万人死于自杀，63%的自杀者有精神障碍，40%患有抑郁症。

抑郁患者为什么会频繁地产生自杀的念头？如果和他们深入交谈，你就能明白，他们的脑海里都是悲观的想法，回溯过去，只有痛苦和压抑的时光；当下，没有任何事或是人能引起他们一丝一毫的兴趣；未来，都是灰色，永远不会再快乐起来。

抑郁症患者诉说的，是完全不同的语言，只有经历过的人才懂得，所有的精神生活都因它而坍塌，任何语言都不足以表达这些痛苦。

抑郁症对人的摧残，不只是停留在心理层面，病人的生理机能和社会功能，也因此而受损甚至是丧失。

「我不能坐在这儿，我不能对不起我的家人，我不能不上班啊……我应该早起给我前夫做好早餐……都是我不好，我连累了别人……」王丫米回忆起抑郁症时期的自己，不想吃东西，瘦得只剩80多斤，裸着身子的时候，肋骨一根一根清晰可见。

那时候，她最怕人家说，「你抑郁啊？你这就是文化病，富贵病。」她不敢跟别人说自己抑郁了，特别怕别人讽刺，尽力不让旁人看出来。有人聊天，她就装模作样地听着，但其实不想听到那些话，也不想影响大家的情绪。

「赶紧结束吧，赶紧结束吧，」王丫米就一直想着，不停地想逃离。每次跟人一谈完，王丫米都出一身汗，「强撑着见人，像被强奸一样。」对她来说，沉默是最好的语言。

王丫米原本是一个比较有耐心和理性的人，但抑郁时就特别容易怒，和的士司机吵，和同事也吵。特别希望领导对她说，「丫米，你别做这个工作了，我把你开掉了。」

她的感觉也变得迟钝，她曾开过13年的汽车，从来没有追过尾，但抑郁的半个月里，就追尾了两次。「那时候我想，如果天上掉下万，我会高兴吗？还有我这样的人，谁会和我恋爱啊？」

也有人好心劝解，「你去喝点牛奶，去泡个澡睡一觉。」但是别人不能理解，王丫米从床上起来，甚至上个厕所都要做很长时间的“心理建设。

美国作家安德鲁?所罗门在《忧郁》一书中对此有过精准的描写：「我四肢僵硬地躺在床上哭泣，因为太害怕而无法起来洗澡，但同时，心里又知道洗澡其实没什么可害怕的。我在心里复述着一连串动作：起身然后把脚放到地上，站起来，走到浴室，打开浴室门，走到浴缸旁边，打开水龙头，站到水下，用肥皂抹身体，冲洗干净，站出来，擦干，走到床边，十二个步骤，对我来说就像经历耶稣的艰险历程一样困难。我用全身的力气坐起来，转身，把脚放到地上，但是之后觉得万念俱灰，害怕得又转过身躺回床上，但脚却还在地上。然后我又开始哭泣，不仅因为我没办法完成日常生活中最简单的事，而且还因为这样让我觉得自己愚蠢无比。」

这不只是人的主观感受，年发表在医学期刊PLOS上的一份的研究报告称，抑郁症能使人失去行动能力，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致残原因。北京市卫生局年的一项数据显示，30万抑郁障碍患者中，有56.6%被评定为残疾。

在传统的认知里，癌症、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这样的躯体疾病才是人类社会的心腹大患。实际上，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单相抑郁症已经成为第三大负担疾病。

2自救

这个遍布全球的、致残的、造成了沉重的经济负担的疾病之所以横行，并不是因为它的绝对威力。

和精神分裂症、癫痫等其他大脑疾病相比，医生并不惧怕抑郁症，虽然还不能确认它的发病机制，但已经发展出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疗法。

在现代医学的工具箱里，有改变大脑化学失衡的抗抑郁药，有解决情绪剧变和创伤的认知疗法，还有能快速缓解重症病人症状的电痉挛疗法。

遗憾的是，在全球3.5亿抑郁症患者中，只有不到一半的人接受了有效治疗。

中国的数据更加触目惊心：根据加拿大学者费立鹏在-年间的调研，中国抑郁症的发病率6.1%——这已经是中国最近的一次抑郁症流行病学调查，根据这个发病率的数据，中国的抑郁症患者近万。

在这万的抑郁症患者中，有多少人得到了治疗呢？被广为引用的两个数字分别是5%和10%。

而造成这个糟糕的局面的重要原因是对包括抑郁症在内的精神类疾病的污名化，和对这一疾病缺乏恰当的理解，使得多数人既不愿意寻求，也不信任专业帮助。

中世纪，抑郁症被看成是一种罪恶，因为病人的绝望并没有因为信仰上帝而得到救赎。文艺复兴时期，抑郁症被浪漫化，它代表了深邃、感伤、复杂、甚至是天赋。

在现代，虽然人类已经学会用细致的的新手法来发现抑郁症，有一群专业的精神科医生诊断并且治疗它，但在公众眼中，它仍然是一团迷雾。

作为精神疾病的一种，抑郁症被一些人视为精神病——在中国的语境中，这只是负面意味极强的词语，和「疯子」没什么区别。

「告诉别人会被认为是疯子、不正常的、低人一等的，所以有些抑郁症病人宁可自己熬着，甚至自杀，都不愿意去寻求帮助，」徐凯文说。

抑郁症还被认为是中产阶级或是文化人的疾病，实际上，抑郁症具有普遍性，不份年龄、性别亦或是职业。贫困人群的发病率甚至要高于平均水平，只是这群人在公众的和大众媒体视野之外，他们中的绝达多数甚至不知道自己罹患这种疾病。

在所有的误读中，将抑郁症看成一种单纯的心理疾病，恐怕是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抑郁症患者以为靠自己就能「走出来」，拒绝精神科医生和药物的帮助。

「抑郁症是一种身心疾病，影像学提示，抑郁症患者的脑部和正常人有不一样的地方」，医院心身医学科主任、同济大学医学院教授赵旭东说，「虽然肉眼还无法看到结构性的病变，但在生物化学的层面，已经有很多证据证明，抑郁症患者的大脑中，一种或多种神经递质系统的活性有改变，比如5-羟色胺在减少。」

抑郁症的性质决定了它不是人的意志、勇气所能克服的疾病。专业的精神科医生是诊断抑郁症，排除其他精神障碍，并为你提供可行的治疗方案的最佳人选。

上海精神卫生中心精神科主任医师颜文伟撰文指出，经过治疗，50%的抑郁症患者一辈子只发作一次，治愈后可以完完全全恢复正常，50％的患者有可能再次复发，但每次仍能治愈。

虽然极少的抑郁症是患者自身的责任所致，但几乎所有的抑郁症都需要自己的努力才能治愈，愿意自救的人，医生才能救他——毕竟是自己医院的那个人，是决定服下抗郁药并熬过它的不良反应的那个人，是克制住自杀的念头相信爱你的和你爱的人是你活下去的勇气的那个人。

心理医生玛莎?曼宁是重度抑郁症患者，在某一天她打算买把枪结束生命。她在《暗潮下》写到，「我每天都把耳朵贴在女儿的门上偷听她唱歌，她十一岁，洗澡时总喜欢唱歌，那是要我多活一天的恳求。我不害怕任何事情，但是一想到若真的拿到枪，扣下扳机，这个孩子就永远不会歌唱了，她会因我而沉默。就在那天，我去接受了电气痉挛疗法。」

3神经递质

大脑和情绪之间的关系仍然是一个未解之谜。人类大体知道大脑掌管了情绪，但对它的运作方式知之甚少。情绪崩溃时，你既不知道大脑发生了什么反应，也不知道如何用外力控制它。

「如果用历史的进程打比方，人类对糖尿病的了解相当于近代，对抑郁症的了解还处于公元前的世纪里，」医院精神科主任医师姜涛说。

抑郁症是在什么情况下是产生的？它的发病机制是什么？为什么百忧解能治疗抑郁症？在同样的压力下，为什么一些人会被抑郁症困扰，另一些人能逃过劫难？

答案都是「不知道」。

为了确定抑郁症的根源，生物学家和心理学家几乎争吵了几个世纪，心理学家认为，是童年创伤或是社会压力导致了抑郁症的发生，而生物学家认为是基因和脑部化学反应才是抑郁症的罪魁祸首。

科学界已经不再为这个问题所争吵，抑郁症受到基因和外部环境共同影响了抑郁症的理论已经确认，虽然还不知道哪个因素的作用更大。对于双相情感障碍而言，基因的作用似乎更加明显，一对同卵双胞胎，如果一个有双相情感障碍，另一个的患病几率高达60%；如果是父母患有这种疾病，你的患病风险大约是10%。

双相情感障碍兼具抑郁和躁狂发作，区别于只有抑郁发作的单相抑郁，在一般概念里，两者都可被称为抑郁症。

几乎每隔一阵子，科学界总会昭告天下，发现了一种和抑郁症相关的基因，目前已经发现了数十种基因和抑郁症相关，遗憾的是，和多数疾病一样，这些基因是如何相互作用调控这种疾病，如何筛查控制这些基因，我们还有及其漫长的路要走。

按照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精神病学系教授凯?杰米森的说法，抑郁症患者的体质是天生的，那些携带抑郁症易感基因的人，「就像是干燥又易碎的柴堆无法躲过生命中四处飞窜、无可避免的火花而被点燃。」

你很难知道，是这一次的失恋，还是那一次的失业，抑或只是一次迟到事件，点燃了抑郁症的火花。有的时候，压力事件接踵而至，脑部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抑郁情绪，量变引起了质变，过了某一个临界点，引发了大脑化学性或是器质性的改变。

虽然有关抑郁症的机制的研究有太多的争议、假说和不确定。但科学家们在大脑的化学层面还是取得了一些进展。

神经递质是在神经元之间传递信息的化学分子。神经元之间有一个充满了液体的区域，被称作突触。一个神经元释放出神经递质，神经递质携带着要释放的信息，游过突触，和另一个神经元结合，把信息释放给它。

不同的神经会使用不同的神经递质，大脑掌管情绪的那部分是边缘系统，这个系统经常使用的神经递质是5－羟色胺、去甲肾上素和多巴胺。

在健康的大脑中，神经元细胞会分泌足够的神经递质以保证认知能力和情绪的稳定。但是在一些抑郁症患者体内，它出现了缺陷。病理学家在对抑郁症患者的尸体进行解剖时发现，他们大脑中的5－羟色胺、去甲肾上素和多巴胺的含量低于常人。

因此，科学家提推测，抑郁症是由于大脑中缺乏这一种或多种神经递质所致。这是迄今最为科学界所认同的抑郁症发病机制的一种假说，抑郁症的药物的开发，都集中于增加神经递质的浓度或活性。

这个理论可靠吗？有证据吗？实际上，它还是只是一种假说，目前还找不到令人信服的证据，并且还面临这不少疑问：神经递质的失衡是抑郁症的原因还是结果？为什么抗抑郁药能立刻改变大脑中的神经递质的浓度，但患者的情绪却要2周到4周才能好转？

要知道，对大脑结构与功能的理解是人类对自身认知的终极挑战。正如美国国家心理卫生研究院的罗伯特?波斯特所说，每个人都亿个神经细胞，每个神经细胞有一千到1万个突触，如果让它们都按照我们的意志运转，人类就能获得永恒的快乐，但我们离这个目标还很远。

4试错

抑郁症的神奇在于，虽然对它的机理一无所知，但高效的药物从来不少。

服用抗抑郁药之后，60－80%的患者的症状会得到缓解，药物起作用的时间一般是2周到4周之后。

接受采访抑郁症患者虽然对痛苦的描述千差万别，但对于治疗的方法和过程几乎是异口同声：一位专业的的精神科医生，合适自己的药物，短则数周，长则数月，症状可以得到缓解。

病人们的故事如此之简单，以致于让人产生错觉，抑郁症的治疗和感冒差不多，只要吃几片百忧解，等上2-4周，就能药到病除了。

实际上，治疗的第一步，找到一位专业的精神科医生，就不容易。「中国太缺精神科医生了」，赵旭东感叹。

中国有执业资格的精神科医生是2万人，与之对应的是庞大的病人群体，各类精神障碍的患者有1亿多，其中重性精神类疾病病人万。

「仅有的这些资源，还集中在有医院里。医院，将近一半的病人来自外地，」王刚说。

医院，曾经有70%—80%的病人是精神分裂症患者，如今，超过一半的病人为抑郁症而来。医院也因此在年特别开设了抑郁症研究中心。

从医22年的精神科医生姜涛说，病人越来越多，最多的时候一天12个小时门诊，从早八点到晩八点，一天一百多个病人。

虽然抗抑郁药的有效率最高能达到80%，但只有不到50%的病人对第一次服用的药物有反应。

财新传媒常务副主编张进在博客中分享过他的抗抑郁药的经历，最初服用的是罗拉、氢溴酸西酞普兰片、三辰片，两个月后，情绪、思维和行动能力没有改善，医生为他新加了一种药以后仍不见效；在更换主治医生之后，医生为他重新选择了4种药物，这一次，终于见效了，“重新恢复了情感能力”。

这是典型的试错法。由于对疾病的机制，药物的作用途径完全摸不着头脑，精神类的疾病大多采用这种试错法进行治疗。

安德鲁?所罗门在《忧郁》中写道，这种试药的方式「让你觉得自己就像一个飞镖盘」。

除了试错的疗法，还有不听话的病人。李橙自年被诊断为抑郁症，7年来5次复发。在前三次抑郁发作时，当抑郁的症状得到缓解后，她没有征求医生的意见，自行停止了药物治疗。

「我不知道这个病需要长期吃药，以为病好了，就不用吃药了，谁知道这个病这么变态会不停地复发？」李橙说，「我把我的经历写成帖子，在论坛里分享给大家，没有血泪的教训根本记不住的。」

「在所有疾病中，减肥和抑郁症的依从性是最差的，」姜涛说。人们极度抗拒长期甚至终身服药，就好像抗抑郁药是毒品或是其他什么会上瘾的东西。实际上，新型的抗抑郁药的副作用已经大幅降低，而且不听医生劝告的结局显而易见——变成慢性、迁延性的抑郁症，抑郁发作的痛苦周而复始，脑部发生不可逆转的伤害。

为什么能接受长期用药物控制你的血糖血压，但是却拒绝用抗抑郁药帮助你的大脑呢？

5你好，抑郁！

和其它所有疾病一样，病人们抱怨医生的时间太少。菠萝科学奖的策划人王丫米对北医院的精神科的就诊经历记忆犹新。

「我做了巨大的心理建设，去看精神科医生，我在外面战战兢兢的排了三小时队，想了半天怎么跟医生说，要不要追溯童年，我以为会和医生聊很多，医生会问我很多，」王丫米说，「他就问你睡眠怎么样，情绪怎么样，谈了三分钟，给我一个一百来个问题的表格，测试完，告诉我是中度抑郁，给开了药，完全和我看感冒是一样的。」

药物治疗固然是抑郁症的基础性治疗，但仅有它是不够的，人的社会功能的恢复单纯要药物治疗是不充分的，它需要精神科医生，心理医生，护理人员，社会工作者，甚至包括患者和家属组成的的治疗联盟。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精神科医生说，中国不但精神科医生奇缺，心理从业人员的专业素质也参差不齐。

王丫米找过心理医生，那是一位40来岁像政工干部的男性，用小时候父母的口吻和她对话。

「没聊两分钟，他就直接给我下判断了，说你没那么严重。我没有办法对他产生信任感，那是一段特别不愉快的经历。」

找到合适的心理医生，从来不易。安德鲁?所罗门在6个月之内换了11个心理治疗师，每换一个治疗师，他就得把自己的痛苦重新讲一遍。

他在《忧郁》中对有过一段风趣的记录：

「有一位女治疗师说她从不相信情绪，而一位男治疗师则宣称他除了情绪什么都不相信。还有一位唯心论者；看病时一直在啃指甲的弗洛伊德信徒；荣格的信徒和自学成材的心理医生……有个男治疗师不停地打断我的话，说我跟他一模一样。」

在王刚看来，现实的情况是，抑郁症的治疗基本上就是医生、患者的事，跟别人没关系。大量的心理从业人员，没有医学背景，和医疗机构是脱离的，没能构建一个治疗的联盟。”

「我们治的是病，不是人，」王刚说，「医生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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