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永远都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到来

6月1日儿童节那天，起床后心情不错，上午还一口气码完了一篇文章的草稿，然后跟先生开开心心地准备了一桌子的午餐，正准备坐下来享用，突然前额部位剧痛，要炸裂一般，像被上帝拍了一下脑袋，不过这次估计是用砖头拍的。

以前偶尔有的头痛都是隐隐的，直觉告诉我，这次不同寻常，让先生拿来了血压计一量，比平时的血压高了50%多，然后开始狂吐不止。

于是心里有了不好的预兆，医院，并且不顾先生不想打扰妈妈的阻拦，通知了住在附近的妈妈，因为知道这次绝不简单，人多力量大，然后强撑着几近虚脱的身体，找齐了钱包、银行卡、医保卡、挂号卡、病历等，放在了背包里，竟然一样也没有落下，等妈妈到了，一起打车去了最近的S医院，挂了急诊。

急诊科医生一问症状，又测量了一次血压，立刻通知了神经外科的大夫来会诊，先把我转到了急诊科的急救室。

我的意识是清楚的，还问急救室的护士：为什么要急救？我有什么问题吗？

她说要等医生来，并没有回答我。

一个人到了那个份儿上，是不会心里一沉的，因为已经没有心力去“下沉”或惊慌失措了。仅存的意识和气力，要省着用来为自己做性命攸关的决定。

医生来了，问了我一些问题，比如发病时在做什么。

“完全没有任何诱因，休息地不错，没有累到，心情不错，没有人惹我生气，也没有受外伤，当时在做饭。”

我觉得自己回答地很流利，完全没有断片儿，尽管是有气无力的。这大概意味着情况还不算太糟吧。

然后他又问了我其他病史，我也很清楚地告诉他了，好像并没有什么关联。

之后，他用一个小手电筒轮流地照了照我的两个瞳孔。（当时心里闪过一个念头：难道我有挂掉之虞吗？）

后来知道，这是初步判断病情的快速检查手法之一，看看两个瞳孔是否等大等圆，对光是否敏感，包括他用手指在我的眼睛周围前后左右地移动，让我的眼睛去追随，检验眼球是否活动自如，还轻轻抬了抬我的颈部，发现没有僵直，是柔软的。

记得以前我看到一篇判断是否中风的短文章，好像包括让病人笑一下什么的。婴儿都会做的简单和本能的动作，到了这种时候，竟然预示着在命运的十字路口，你会往哪里走，准确地说，是你的病情发展在引领你往哪里走，令人唏嘘。

已经没有力气睁眼看医生的表情，但是从跟医生的对话来看，隐隐觉得虽然有事儿，但是大概有的救。

后来立刻被安排做了头部CT。

然后我模模糊糊地听见医生在说话，问家属在哪里，我气若游丝地说：“我怎么了？请告诉我，就在这里说吧。”

检查发现我竟然有颅内动脉瘤，而且直径是不小的。

最可怕的，说是“可能已经破裂”！（这个结论我当时是不知道的，看来他们还是避开我了。）

医生下了病重通知。

后来妈妈告诉我，医生先问的是：“孩子在哪里？”

这是什么情况？作为家庭和事业的顶梁柱、尚未过五十的我，有那么老吗？一上来就被医生“找孩子”？在我的印象里，一般是自己无法为自己做决定的、不再能经事儿的老年人，才需要孩子来做决定。

孩子吗，一个准大三的、初涉世事的学生，两天前才结束了休假，回千里之外的学校做暑研了，啥都不知道呢。

事实上，除了孩子，直系亲属全部到场，从医的亲属也到了场。妈妈果断地通知了他们。我后来表示很赞同这个动作。

虽然我从不喜欢麻烦人，这种时候了，尤其是懂行的、有经验的亲戚朋友，生死关头没有什么麻不麻烦了，欠了的人情，以后我再慢慢还吧，假如还有以后的话。

虽然爸爸、妈妈以前也住过几次院，但都是“有准备而战”，像这种当头一棒的紧急事件，谁也没有经历过，现场的慌乱可想而知。

脑出血的后果，作为有生活经验的成年人，都是知道的，重则丧命，即使捡回一条命，生活质量也会大打折扣。

后来又马上准备做核磁共振。

我隐隐听大夫说：“陪着进去的家属身上不能有金属物件，心脏安支架的也不可以。”

于是拼尽了力气睁开眼，对先生说：“你不可以进去！”

他顿时哭了，像个无助的孩子。

妹妹也被他带哭了，说：“你快跟他说说话吧，否则他以为你昏迷了。”

先生心脏搭了支架，这事儿我们暂时谁都没有说，怕家人们跟着担心。父母年事已高，孩子也不在身边又未经世事，何必呢？

现在，顾不得保密了。

做完了轰轰隆隆的核磁共振，医生告知的仍是考虑颅内动脉瘤破裂出血。

我没有办法想象亲人们的心情。幸运的是，我是当事人，因此我不需要经历他们所经历的那几个小时。

换了哪个亲人躺在那里，对一旁的亲属都是巨大的心理煎熬，因为后果无法想象，令人恐惧。

当一个爱你的人说：我宁可得病的是自己！放在以前，我以为那只是文学的修辞手法，象征性大于实际意义，今天我知道了，作为命运共同体，在某些时刻，陪伴者的压力要远远大于经历者的压力。

如果能选择，我也会选择“宁可得病的是自己”。

然后开始了对治疗方案的讨论。

S医院，但从医的亲戚们想把我转到更好的Q医院，也就是他们就职的地方，并且紧急联系了Q医院脑外科的开颅专家，明早可以手术。因为按照目前的诊断，如果动脉瘤破裂了，S医院建议的介入治疗可能就不是最好的方案了。（科普一下：介入就是像心脏搭支架时那样，从股动脉穿入导管，输送进去特制的材料把动脉瘤填充掉，让它缺血栓塞而“自然死亡”。）

后来，由并没有多少这方面医学知识、已经悲痛欲绝的先生拍板儿做了决定：坚决不同意开颅，也不转院，就在这个S医院进行介入治疗，因为他们当晚就可以手术，手术医生正在从外地往回赶，几个小时后就能到达。

于是大家尊重了他的意见，因为一旦移动病人和转院，下一秒会发生什么谁也不知道，不敢冒这个风险。

现在说起来，虽然这个决定是正确的，但是支持他做出这个决定的原因，却不一定是充分的。假如真的是破裂出血，恐怕开颅是首选方案。他当时只觉得开颅很可怕，创伤很大，完全排斥这个选择。

在某些时刻，当你全部或部分失去了自己做决定的能力，你不得不相信命运会帮你做出最好的安排，因为你一向与人为善，没有做过坏事，对得起天地良心。

这就像是面对命运的高考终极压轴题，你或者你的亲属，蒙对了答案。

然后就开始准备全麻，进行脑血管造影。

在这个期间，又有几个医生先后重新问了我一遍发病时的情形，每一个人都自己进行了一遍照瞳孔、看眼神儿、抬脖子等检查。

我也不明白，核磁共振的结果都出来了，怎么还在进行这些检查？而且每个医生都要重新亲自检查一遍？也许是为了慎重吧。反正我也没有力气问什么了。

手术室温度很低，我告诉医生我很冷，他们关掉了个什么开关，说是把空调关了，但是我还是觉得很冷，过了一会儿麻药生效，冷不冷的就啥都不知道了。

后来不知道过了多久，迷迷糊糊中有人大声喊我的名字，我拼尽全力睁开了眼。

医生告诉我：手术已经结束了。

眼皮太重，我很快又睡了过去。

根据我的医学常识，麻醉本身也是有不小风险的，有的人可能就再也不会醒了。医院，简直步步惊心。

先生后来告诉我，当结束手术我被推出来时，尽管医生告诉了手术成功的消息，他看我一动不动还是心里没底，于是试了试我是否还有呼吸，我动了一下，他才放心。

忽然想，为什么说医护人员是白衣天使？可能是救你命的人，当回天无力，那么也可能是送你上天堂的人。

醒了就好，又过了一关。

后来的事，是家人们告诉我的。

脑血管造影的片子出来了以后，医生终于告诉我的家人们，动脉瘤并没有破裂，没有出血，因此接下来已经准备就绪的介入手术，就成了最好的方案。

家人们大大松了一口气，但是我从医的亲戚们觉得受到了欺骗，影响到了他们对医生的信任。因为我的意识自始至终都很清醒，并不符合脑出血的指征，就算CT看不太清楚，核磁共振能看清楚了吧，为什么一直在告诉家属有破裂出血？

万一哪个家属经受不住打击，有个好歹怎么办？医院能承担这个责任吗？

至少也该保守地说:尚不确定，不排除有出血的可能性，然后给出专业意见，让家属做决定。

他们怀疑，S医院是怕病人转院（S医院的接诊医生当时已经看到了我的亲戚在打电话联系Q医院，并且知道了他们的身份），因此对病情做了部分隐瞒，逼我们留下来。

已经出血了，看谁还敢动？！

但是我已经被上了全麻，S医院也做好了介入手术的准备，只等手术医生到位。即使没有出血，转院和移动病人，毫无疑问是有风险的。这一分钟还没有破裂，下一分钟谁也不敢说。

再说，经过查证和了解，这位手术医生确实也是做脑动脉瘤介入手术有经验的，就是说，S医院是有这个治疗能力的。

后来，手术医生终于从外地赶回，虽然比承诺的时间要晚了一些，但是顺利拆除了这颗不定时“炸弹”，用特殊的进口橡皮圈做了填充。

手术完毕，身上插满了各种管子和监护仪，被推到了病房。

家人们终于基本放下心来。

第二天，家人陆陆续续告知了那些我不知道的细节。

过了一会儿，科主任、手术医生、接诊医生一起来查房。科主任拿起了片子，似乎在讨论病情，但是反复强调，刚开始做的CT片子，某处看上去“有点白”，“动脉瘤已经是在渗血了”，用来支持他们前期“破裂”的诊断。

我其实并不想讨论这些细节了。

我只关心医生给我看的两张脑血管造影的对比照片，前一张是手术前，直径不小的脑动脉瘤“脱颖而出，霸气侧漏”，而另一张是介入手术后的，它已经不存在了，被“填充”上了，警报解除。

另外一个我关心的问题是：为什么我会长这个？

医生说：这是天生的脑血管发育异常，瘤体已经生长了很多年了。说是瘤体，其实是个空心的气泡，就像一个被吹气的气球一样，管壁越变越薄，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破裂，一旦破裂出血，血量将会是不小的，后果不堪设想。

一般病人被送来时，99%的都是突然破裂的，事先没有任何预兆。而我的头痛，让我引起警觉，及时地采取了行动。

我不知道这种病是否确如医生所说，一般被送来时已经是凶多吉少了，但是不得不赞一下他们对病人和家属心理活动的了解，和高超的沟通技巧。

一个觉得自己像中了大奖的病人及家属，还会想着去追究、投诉一些诊断程序上的瑕疵吗？

我觉得自己是如此的幸运，捡了这么大一“便宜”，以至于对前晚花掉的“巨款”手术费都没有什么感觉了。

钱可以再赚，命没有了怎么办？老年父母失去了女儿，尚未经济独立的孩子失去了妈妈，先生失去了不仅是伴侣，还是他屡屡声称的“这个世界上最好的朋友”……

或者即使没有失去，却成了一个废人或者终生的病人，还不如失去了。

这些我都不敢想下去，不是替自己，而是替亲人们感到后怕。

当要被推进手术室时，我的脑海里不是没有闪过交代一些重要事情的念头，但是我真的没有一点力气了，或许潜意识觉得事不至此，我会出来的。

也闪过告诉他们我爱他们的念头，这个就一句话，还是能积攒力气说出来的，但是想到平时我还是勤于表达的，他们心里一定知道，不必多言了。

嘲笑自己内心活动竟然如此丰富，在那种时候。

同时又感慨不已。

虽然先天有点“异常”（又有几个人生来是毫无瑕疵的呢？）感谢身体向我及时发出了信号，用剧烈的头痛和呕吐来提醒我。

感谢我自己，没有忽略这个信号，及时要求就医，因为别人并不清楚我的感受。也感谢我自己，带齐了需要的东西，没有耽误救治的时间，或者让亲人们承受更多的压力，比如钱的方面。

感谢我的亲人们，最终帮我做出了正确的决定，并且一直在陪伴、照顾我。

感谢医护人员对我的救治。

就算他们或者为了我的安危阻止我转院，或者仅仅为了留住我这个能带来不菲收入、又没有多大治疗难度和后患的病人，而在某些时段隐瞒了部分病情，或者仅仅是前期判断上的失误，让我的家人们一度备受煎熬，但因为最终手术取得了成功，我的家人们也没有发生意外，我是该感谢他们的。

尤其是当医生们、护士们来查房时，看着经自己救治的病人一天天好了起来的那种成就感，似乎并没有因为从业太久而减少了几分。那是发自内心的，是有温度的，我感受到了。

他们能够因为这台手术得到该得到的利益，我很开心，这毕竟不是慈善机构。

听到从医的亲戚们说起，医院为了留住病人不择手段，没有治疗能力却硬把病人留下，钱花光了，病却没有治好，Q医院接诊的这种病人不胜其数。

我再一次感受到了自己的幸运。

虽然人生没有假如，但是作为一个“劫后余生”的幸存者，却忍不住要假如一下。

假如我发病时人在国外或外地，亲人们不在身边，我的命运可能被改写；

假如发病时是在两年前，正值孩子高考前夕，孩子的命运可能被改写；

假如我的亲人们虽然有很多医学知识，但没有帮我做出正确的选择（蒙错了答案），或者我的病情发展到了无论怎么选择都面临高风险的地步；

假如情急之下，住进了没有金刚钻还医院；

假如凑不够钱去救治……

此时更加明白了医学并不是科学这句话的含义。一项治疗会受到太多因素的影响，并且病人个体与个体的差异可能是巨大的，不确定性太多。

同时也更加确信了理性和知识固然是重要的，但在某些时刻，因为不确定的因素太多、太不可控，所以信念和直觉也是重要的。

我的亲人们，以自己不同的方式为我祈祷，冥冥之中也许帮到我了，也许让他们自己能镇定下来，帮我做出正确的决定，那么这也是对我的帮助。没有谁敢于忽略那些神秘的力量。

接下来的几天，我躺在病床上，重新检视了一遍我的生活。

反转性的顿悟是没有的，说明我此前人生的方向和规划大致是对的。

有的，可能是对一些事情加深了理解。

亲情比什么都重要，这是我早就确信的，尤其是作为命运共同体的近亲属。

我的亲人们的表现跟我预期的一样，坚强、冷静而务实，本着“不见棺材不落泪”的原则，竭力维持着稳定的情绪，以便帮我做出相对最好的决定。毕竟还没到该哭的时候，一哭的话，心就全乱了，也没法思考了。

个别表现不太坚强的这次就不批评了，真性情的人就那样。

我也会经常表达我对家人的爱，因为有些话我怕来不及说而抱憾。

你并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

钱很重要，尤其是在选择手术方案的时候和急等救命的时候。有经济能力，可以让你忽略经济成本，而去选择治疗效果相对最佳、风险相对最小的方案。

工作很重要。除了赚钱，工作还是一个人价值的重要体现。同时，我也有些理解了为什么有的人那么有钱了，还生命不止、工作不息。他们大概没有找到比通过工作创造价值更能体现自己价值的事情吧。

健康很重要。我并不是那种工作起来玩命儿、会严重忽略自己健康的人，也常常会锻炼，虽然不算执着和认真。

但是，有的时候还是没有注意倾听身体发出的信号，让自己变成了一架机器，在电脑前一坐就几个小时，总想着尽快干完这项工作。

所幸这次我听到了身体发出的求救信号，也及时采取了行动，拯救了自己。以后要对自己的身体更加敏感和体贴，毕竟我还要依靠这具“皮囊”去做很多很多的事，要善待它，不能喂它“物质垃圾”和“精神垃圾”。

由于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有时会头昏眼花，于是不得不大大减少了使用电子产品的时间，给生活进一步做减法。很多的资讯，我已经不关心了，一件事是轻还是重，是否值得